元代“朱致遠琴”之問（下）

元代“朱致遠琴”之問（下）

呂埴 文化學(xué)者

“朱遠”和“慎庵”

清代琴書中言及“朱致遠琴”者，并不罕見，如清初周魯封根據(jù)徐祺傳譜編印的《五知齋琴譜》卷一“歷代圣賢名錄”之“朱致遠”名下云：

“制仲尼式琴，音韻超越，岳山焦尾，俱用鐵梨木。今之藏者，皆有牛毛、梅花斷紋。腹內(nèi)俱有赤城朱致遠字樣，或朱遠字樣?！?/p>

既然說是“今之藏者”，可見編者或其周邊人等有這樣的收藏，腹款為“朱致遠”或“朱遠”。至此，“朱致遠”又有“朱遠”一說。

近代琴學(xué)大師、“九嶷派”創(chuàng)始人楊宗稷在其《琴學(xué)叢書》“琴學(xué)隨筆卷之一”，也有這樣一條記錄：

“五知齋云，朱致遠琴有赤城朱致遠或朱遠字，今所藏者，皆有牛毛、梅花斷紋，鐵梨木岳齦。又云斫琴名手，元有朱致遠。惟《浙江通志》竟無遠名，或非天臺之赤城也。予得一張，款式皆相符合，腹有慎庵朱遠四字，音極佳?！?/p>

楊宗稷以《浙江通志》沒有朱致遠的記載，懷疑他并非臺州人。其實所謂“通志”，涉及的內(nèi)容極為龐雜，應(yīng)錄而未錄的人物所在多是，漏列朱致遠這樣的匠人是不足為奇的，其所懷疑未免武斷。楊氏在此書中也表明，“朱致遠”又稱“朱遠”，其“予得一張”，腹款即為“慎庵朱遠”。

1919年7月，楊宗稷的《琴學(xué)隨筆》一書成書于北京。同年8月25日，蘇州城舉辦了現(xiàn)代史上首次全國性古琴雅集，“假座蘇州城內(nèi)護龍街尚書里顧家別墅，一名怡園”，此即著名的“怡園琴會”。楊氏雖受邀，但卻未赴會。一年后，組織者葉希明刊刻《會琴實紀》，其卷六“琴考”收錄的第一張琴，記載如下：

“游龍仲尼式，牛毛斷紋。吳縣顧鶴逸家藏。

龍池內(nèi)刻‘慎庵朱致遠制’，楷書?！?/p>

顧鶴逸實即“怡園琴會”的東道主，除提供私家花園作為場地之外，他還出示家藏琴器于會中陳列。可知，當年蘇州鐵瓶巷顧家過云樓中，曾有過這么一張署有“慎庵朱致遠”腹款的古琴。

顧家此琴與楊宗稷腹款“慎庵朱遠”的藏琴，今均已不知流落何處，但現(xiàn)藏四川博物院的元仲尼式“浮香”琴，有“元朱慎庵雅制”刻款。該琴面桐底梓，通體髹黑色漆，鹿角灰胎，螺鈿徽。琴弦缺失，雁足缺一，琴軫缺失。漆面有蛇腹斷紋。該琴為民國時成都著名琴人裴鐵俠先生所得，1951年由其三子裴元翰捐贈四川博物院。2019年11月，劉景韶先生舊藏“靜遠”琴現(xiàn)身嘉德秋拍。該琴亦為仲尼式，通體髹熟栗色漆，銅徽，鹿角灰胎，細部蛇腹斷、冰紋斷隱現(xiàn)。琴背鐫銘“靜遠”，長方形龍池、鳳沼，硬木貼格制作精細，納音隆起。青白玉軫足，紫檀岳尾。鳳沼周邊鐫刻印文：“八琴堂”“古之人”“綠綺硯齋”，為劉景韶先生自用印。值得一提的是，該琴有“赤城慎庵朱致遠制”墨書腹款。

[元]“浮香”琴 仲尼式 四川博物院藏

“元朱慎庵雅制”款

相對“赤城朱致遠”而言，無論“朱遠”，還是“慎庵”，在以往文獻中都罕有著錄。尤其“慎庵”，《琴學(xué)隨筆》與《會琴實紀》之前，尚未見有人提及。而在“朱致遠”和“朱遠”前署款“慎庵”絕非偶然，“慎庵”或是朱致遠的別號，取“慎”為號，或許正是其斫琴的自我誡勉。

關(guān)于“慎庵”，故宮博物院另有一無名琴，琴為仲尼式，元代制作，亦清宮舊藏。朽桐木斫，通體黑漆，紫漆修補。鹿角灰胎薄而堅，牛毛兼冰紋斷。長方池沼，金徽系改配，青白玉足，碧玉軫，紫檀岳尾。琴背有乾隆皇帝銘刻及鈐印，其腹款為楷書刻款填漆“慎廠”二字?！皬S”和“庵”同字異體。此琴較之上文所提腹款“赤城朱致遠制”的那張無名仲尼式琴，精彩略遜，而尺寸稍寬大。但兩琴比例一致，各處細節(jié)完全相同，應(yīng)為同一人之制作，或許是制作時間有前后之別。再結(jié)合《五知齋琴譜》《琴學(xué)隨筆》《會琴實紀》的記錄，“朱致遠”“朱遠”“慎庵”（或作“慎廠”），無疑是同一個人。

[元]仲尼式琴 故宮博物院藏

元仲尼式琴局部

成書于抗戰(zhàn)前夕的《今虞琴刊》，保存下來民國年間大量的古琴資料，內(nèi)中涉及“朱致遠琴”共計十八張。此十八張琴，言款字為“朱致遠”或“赤城朱致遠”的有十五床。其他三張，梁儒齋名下藏琴，有款“元朱慎庵制”；邵森藏仲尼式“靈籟”琴，“池內(nèi)刻赤城慎庵朱致遠制”；白體乾藏仲尼式無名琴，落款有“洪武三年”和“赤城朱遠”字樣。

楊宗稷言及朱致遠“款皆不書年，相傳為元人”，所謂“不書年”，確實是常見的情況。而此張白體乾藏器，是現(xiàn)所知唯一一張有年款的“朱致遠琴”?？上嵨镫y尋，不能驗證。當然，一位斫琴師一生斫琴無數(shù)，不同時期、不同環(huán)境、不同心境下所斫古琴，署款方式肯定是有所變化的。朱致遠偶有一張署年款的琴，也不是不可能的。白體乾這張腹款“洪武三年”和“赤城朱遠”的古琴，看來不大可能是后人的偽作。因如要作偽，世人既已都認為朱致遠系元人，就沒有必要署明代的洪武款了。

楊宗稷言朱致遠“相傳為元人”，是一直以來的“相傳”。朱致遠屬元屬明，都應(yīng)該各有依據(jù)。但明天啟以還，再也沒有朱致遠是明人的說法。降及清代乃至如今，朱致遠幾乎成了元代古琴斫制的唯一代表。上文提及南京博物院所藏無名仲尼式琴，其董其昌銘文言“天臺朱致遠先生，以善斫焦桐，孤鳴當世。迄今幾三百年”，末署“天啟七年”，即公元1627年。上推三百年乃大元致和元年（1328年），距至正元年（1341年）不遠，所謂“幾三百年”者，或約略始于此時。再有白體乾腹款“洪武三年”（1370年）的“赤城朱遠”琴。由此推估朱致遠斫琴生涯，從元至正年間至明洪武年間，橫跨元明兩代，應(yīng)該是大體不錯的。

余語

鄭珉中先生曾言，“宋明琴之間，有個模糊度”。元朝國祚較短，所存古琴實物自然不多，故很難總結(jié)出元琴的工藝特點。而朱致遠琴的存在，可謂是元琴的一抹亮色。本文所提及諸張“朱致遠琴”，都真當?shù)闷稹犊紭勨攀隆贰霸烨倬^”，和《五知齋琴譜》“音韻超越”這樣的評語。誠然，朱致遠所斫之琴，無唐琴之弘大，亦無北宋琴之文雅，但卻一掃南宋以降“薄而清”“厚而古”“聳而狹”等偏頗。甚至明清以降，古琴斫制亦未有超越朱致遠者。正如北京大學(xué)王風先生所言，朱氏斫琴“纖悉無遺，至允至當，誠堪謂宗師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