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文科
人類難免會遇到無法避免的危險,有時巨大的災難會讓一個高度發(fā)達的文明瞬間消失。災難性遺址是災難現(xiàn)場的凝固,給了我們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人類文明進程。
一 “一九四二”圖片展
2013年,河南博物院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圖書館曾在河南省博物院聯(lián)合舉辦了一次名為《福爾曼鏡頭下的中國·中原大災難記事影音展》圖片展。通過美國攝影師哈里森·福爾曼記錄的1942年前后中原饑荒紀實影像,客觀還原那個時代的歷史。其中照片展示區(qū)共選取了大約近百幅福爾曼老式相機下的黑白照片,展覽從地理環(huán)境、人物、食物、交通四個方面,再現(xiàn)了1942年前后的大饑荒時中原人民深受的災難。
地理環(huán)境篇中,黃河淹沒下的中牟(圖一),敗落不堪的鄭州(圖二),十戶九空的村落,被剝去樹皮的樹木等展現(xiàn)了整個中原地區(qū)“千里無雞鳴”的慘狀。
圖一、黃河淹沒下的中牟
圖二、災害后的鄭州一角
人物篇中,有老人、婦女和兒童在饑荒中的眾生相(圖三),人類在災難面前表現(xiàn)出的各種不安、失落、憂愁、迷茫以及難言的苦楚都在這黑白照片中被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出來(圖四)。
圖三、災民眾生相
圖四、迷茫與苦楚的老人
糧食篇,啃樹皮的饑民、掏樹洞的孩童、被剝去樹皮的大樹、正在剝樹皮的饑民、加工樹皮和食用樹皮等多幅照片再現(xiàn)了人們食不果腹的情景。(圖五、六)。
圖五、采集樹皮
圖六、食用樹皮的難民
照片展示的最后一個部分是交通篇,在遭遇災難之后,災區(qū)的人們選擇各種方式逃離自己的家鄉(xiāng),有步行、乘馬車、乘火車等。(圖七)災難迫使人們逃離原居地,但是在一個沒有目的的旅程中,更多的是迷茫與無奈,因此就多了一種新的稱謂——“流民”。(圖八)
圖七、火車上的逃離者
圖八、火車上的流民
實物展示區(qū)展出的是一些征集而來的逃荒文物,當初,饑民們就是帶著這些籃子、簍子、箱子等背井離鄉(xiāng)。睹物思景,這些展品加深了參觀者對這段歷史的記憶。出口位置有留言墻,這里記錄了觀眾們參觀完后的情緒和感受。(圖九)
圖九、觀眾在留言板前沉思
二 災難性遺址
與這次照片展相比,大部分博物館所展示的往往是人類文明中輝煌的一面。
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人類難免會遇到無法避免的危險,有時甚至會陷于絕境。這種無法抗拒的自然因素我們稱之為災難。以往,我們的展覽也罷,研究也罷,對于災難的關注并不多。但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更多災難性遺址的發(fā)掘,災難性遺址公園的建設與災難性遺址展示也逐漸走入人們的視野中來。
龐貝古城是世界最著名的災難性遺址。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 6 世紀,于公元 79 年在一夜之間被大爆發(fā)的維蘇威火山噴發(fā)的石塊、熔巖、火山灰吞沒,大約 2000 多居民命喪于此。(圖十)由于整座城市被火山灰掩埋,街巷和建筑面貌得到極好的保存?,F(xiàn)在在龐貝古物館里,災難發(fā)生瞬間人們的反應和那個時代的生活場景,都被細致地展現(xiàn)在參觀者眼前。人和動物的尸體腐爛后,呈空心狀態(tài),考古學家填以石膏,將遇難時候的人物精細地展現(xiàn)出來(圖十一):有抱著母親膝蓋痛哭的小孩,有提著錢幣的路人,有帶著腳鐐的奴隸,有坐在路邊的工匠。這一工匠像“大衛(wèi)”一樣坐在道邊,而這一坐就是幾千年。(圖十二),當然也有被固化了的人類的好朋友——狗(圖十三)
圖十 龐貝古城
(圖片源自《考古通史》)
(在龐貝古城的陪襯下,維蘇威火山是那樣的安靜祥和,但是通過古城的這些殘垣,我們會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嚴與肅殺。)
圖十二 遇難者石膏模型
圖片源自《WHAT WAS POMPEII?》
圖十三 狗的石膏鑄件
(圖片源自《考古學:發(fā)現(xiàn)世界的秘密》)
圖十一 提取遺體形狀
(圖片源自《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實踐》)
國內比較有名的災難性遺址首推喇家遺址。 1999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的聯(lián)合考古隊發(fā)掘,此遺址入選“200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被稱為“東方龐貝”。
據(jù)考古學家推測,引起喇家遺址災難的是一場地震,隨后而來的山洪和黃河大洪水將聚落徹底摧毀掩埋。在發(fā)掘中揭露了大規(guī)模的環(huán)壕和廣場,尤其是全面揭露了一批因突發(fā)災難事件而死亡的人骨遺骸。這些人骨的姿勢、神態(tài)給人們極大震撼,直接還原了齊家文化時期的人類被突如其來的重大自然災害所打擊的第一現(xiàn)場。其中已經發(fā)掘的F4,房址內發(fā)現(xiàn)了14具骨骼,以婦女和兒童為主,其中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年齡最小的僅2歲;28~45歲的4具。這些遺骸表現(xiàn)了死亡前一剎那間的狀態(tài)。他們姿態(tài)各異,有的曲肢側臥,有的匍匐于地,有的上肢牽連。(圖十四)在 F3 的東壁下有兩具類似母子關系的遺骸,母親懷抱住孩子跪在地上,兩人相互偎依,這樣無助、乞求上蒼憐憫的神態(tài)令人動容。(圖十五)后來經考古 DNA 實驗檢測顯示:兩者并不是母子關系。雖然如此,在危難時刻人性之美的迸發(fā),還是深深打動了我們。而這些僅僅是喇家遺址中一個剪影而已。
圖十四 F4場景照
(圖片源自《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遺址的發(fā)掘》)
(在喇家遺址 4 號房址(F4)的一個屋子里,凝固了 14 個鮮活的生命。)
圖十五 F3場景照
(圖片源自網(wǎng)絡)
圖十六 出土的面條狀食物
(圖片源自網(wǎng)絡)
(喇家遺址出土的食物,根據(jù)成分分析,其為大量的粟和少量的黍制成的面條狀食物。也就是說這碗古老的面條是由小米面和黍米面做成的,與現(xiàn)在面條成分相比差別很大。)
除了喇家遺址,在國內還有其它的災難性遺址。如三楊莊漢代遺址和江蘇盱眙泗州城遺址。
三楊莊漢代遺址,位于河南內黃縣梁莊鎮(zhèn)三楊莊村,這一地區(qū)在兩漢時期瀕臨黃河故道。由于黃河突然大規(guī)模的洪水泛濫,三楊莊被淤沙掩埋,后來成了黃河河道的一部分,整個建筑群的布局、農田壟畦、坍塌的墻體以及部分瓦屋頂?shù)靡栽瓲畋Wo。發(fā)現(xiàn)的庭院及其附屬設施、大面積的農田及耕作原貌,均是漢代考古中的首次發(fā)現(xiàn)。江蘇盱眙泗州城也是一處災難性遺址,這一座規(guī)模龐大的古城,卻最終淹沒于多次洪水之中。
圖十七 三楊莊遺址
(圖片源自《河南內黃縣三楊莊漢代庭院遺址》)
(青灰的漢代小瓦依然能展示出房屋主人的富足,它們再次面世已是千年之后。)
三 關于災難遺址的思考
從目前來看,災難性遺址的揭露和發(fā)掘數(shù)量較少。在人類的文明長河中,目前發(fā)現(xiàn)的這些屈指可數(shù)的災難性遺址只是冰山一角,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相信會有更多的災難性遺址被揭露出來。
任何一處廢棄的遺址在被掩埋后,沉默于地下,直到考古學家有幸某一天發(fā)現(xiàn)這里的蛛絲馬跡后被揭露出來。所有的遺址都是一段歷史的標記。人類在一個地區(qū)生活一段時間后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廢棄掉原有的居址,前往他處擇地生存。越是人類歷史的前端,人類對自然環(huán)境的依賴程度越高,這種生活的方式越明顯。
人類廢棄掉原居址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力的作用,即災難。災難分為自然原因和人為原因,當然,我們所講的災難性遺址往往是前者,因為自然力所引發(fā)的災害具有不可抗拒性,并且危害更大。這些災害有時會造成人類的大量死亡甚至一個區(qū)域的人群滅絕,如龐貝古城的火山爆發(fā)、喇家遺址的地震與洪水。這一類居址在外力的作用下會被瞬間凝固下來,在千百年歲月的掩藏下成為一處遺址。
由于災難的發(fā)生是區(qū)域性的,在一個區(qū)域內所有的建筑或者生物(包括人)在外力作用下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就像龐貝古城被幾乎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為后來的人們提供了非常完整且詳實的文物資料,這些資料甚至包括酒館墻上的俚語,還有喇家遺址中被完全保存下來的那一碗面條(圖十六)。諸如此類的資料在災難遺址中數(shù)不勝數(shù)。考古學被認為是一門復原古代社會的學科,但大多數(shù)時候這種復原只能是盡力地接近歷史的真相。災難性遺址原封不動地停在了災難發(fā)生的那一瞬間,沒有任何擾亂或者造作,是歷史的瞬間定格,是最真實的歷史保存,對考古學來說是最好的標本。就三楊莊漢代遺址來講,在洪水的襲擊下,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房屋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考古學家們從那散落的小磚瓦和耙理整齊的田地能夠復原古代的房屋、田地的制度等。相對于其它的考古資料,災難性遺址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一種視覺的震撼與觸動,更多的是一種心靈深處的反思。
災難性遺址是災難的再現(xiàn),是從另外的一個角度講述的人類歷史,是人類光輝的創(chuàng)造、精美絕倫的手工藝品、嘆為觀止的建筑等的對立面。在各種不可抗拒的滅絕性災難的扼殺下,人類會失去自己世代生存的故鄉(xiāng),喪失親人甚至自己的生命。這些災難性遺址或展覽再現(xiàn)了當時的人類在面對自然時的弱小與恐懼。人類一直以來都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對自然的利用與開發(fā),人類的歷史可以說就是與自然界不斷斗爭的歷史。但是面對浩渺的自然界,人類的努力常常會顯得微不足道、不堪一擊。災難甚至可能會使文化中斷,或者完全消失,對已經非常發(fā)達的文明造成毀滅性打擊。龐貝古城,這個當年古羅馬第二大繁華富裕的城市,在瞬間就被毀滅了,昔日活躍在這里的文明也一并消失。龐貝古城和喇家遺址,所有區(qū)域內的大部分生命或者全部的生命跡象消失。而面對災難時求生的欲望會讓人類迸發(fā)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如三楊莊漢代遺址,洪水的襲擊導致三楊莊被湮沒,但正如發(fā)掘者所言“所幸沒有人類的傷亡”,可以想見當時的人們一定預見到了可能發(fā)生的災難,并在災難到來之前撤離此地。
任何一個學科都有自己視野的局限性,考古學也不例外。我們可以看見災難遺址的慘烈景象,對于遺址之外的則無從察考。那么,喇家遺址和三楊莊遺址中的人們去哪里了呢?《福爾曼鏡頭下的中國˙中原大災難記事影音展》用影像的資料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遷徙。這一種遷徙實際上同時也是文化的一種交流與撞擊,當然,這種遷徙與碰撞不是所謂的“牧歌式”,而是異常殘酷。正如照片展的引言所說,百萬人的遷徙,在遷徙中死傷者不計其數(shù)。
(后記:通過1942圖片展和災難性遺址展示,我們深知在自然與災難面前,人類是渺小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但是,根據(jù)圖片、遺址與歷史可知,雖然人類面對災難,常??謶趾ε?、茫然無措,但是,卻始終保持者主動與達觀的的心態(tài)。多年以來,我看著圖六中孩童們的笑臉,總是有些不解——明明是在逃難,明明是食不果腹,為何笑得的如此開心,本次整理這篇舊作時,我突然認識到,可能對于人類而言,希望的憧憬可以戰(zhàn)勝痛苦的災難。)
本文原刊于《大眾考古》2013年3期,原名《換個視角看歷史:災難性遺址巡禮》。此次略有修改,并對其中的圖片進行性了補充。作者為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