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八旗戶籍

中國是較早開展戶口清查并建立戶籍管理制度的國家之一。戶籍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戶籍制度僅占國家統(tǒng)治版圖中的一小塊，但有著足以撼動整個“大樓”的重要性。國家只有全面、精確掌握了人口數(shù)量、分布情況、職業(yè)狀況等，才能制定出符合實際的國家政策。

清代建立以后，官府實行的是漢籍人口與旗籍人口分開管理的政策。在地方上，漢民沿襲明代的里甲制度，實施“保甲制度”，即十戶為一牌，十牌為一甲，十甲為一保。按照規(guī)定，每戶都要掛“一家牌”，上面寫著每家每戶的姓名、職業(yè)、丁男數(shù)目等信息。每十家要掛“十家牌”，上面寫著十家戶主的姓名、家庭、人口情況以及大家共同遵守的鄉(xiāng)約，牌上往往還寫著“一家犯法，十家連坐”八個大字。

按地域人口分配考試名額與明代不同的是，清代確立了以人口為核心的戶籍管理制度，丁數(shù)不再視為征收賦稅的唯一依據(jù)。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做出了重大的改革，提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銀”作為定額，此后增加的人口不再成為繳納賦稅的計算基準，從而促進了人口的增長。雍正時期，官府實行了“攤丁入畝”政策，徹底將戶籍制度與稅收賦役制度分離。此外，清代還將戶籍制度與科舉制度相結(jié)合，按照地域人口來分配考試名額。也就是說，人口越多的省份中舉子和秀才的概率就越大，也間接提高了中狀元的可能性，由此鼓勵地方不要刻意瞞報人口。

旗籍不止八種旗籍管理是清代的一大特色。清代的旗人，類似于漢人戶籍和籍貫的雜合體。以《清史稿》為例，旗人通常記載為某旗之人，譬如滿洲鑲黃旗人。相較之下，漢人則直接記載為出生籍貫，如江蘇省揚州府人。隨著旗人做官、遷徙等原因，旗籍并非一成不變的。眾所周知，滿洲共分八旗，但旗人的旗籍卻遠不止8種。

明末清初，滿族貴族軍事勢力不斷增強，旗人階層也在不斷擴大。原本的八旗，被分為滿洲牛錄、蒙古牛錄、漢軍牛錄、包衣牛錄獨立編制，所以每旗內(nèi)事實上存在4種不同的編制。久而久之，旗人的旗籍便出現(xiàn)了32種。以鑲黃旗為例，旗下人等的旗籍又分為鑲黃旗滿洲、鑲黃旗蒙古、鑲黃旗漢軍和鑲黃旗包衣，其他七旗亦然。在每旗4種不同的牛錄之中，滿洲牛錄地位最高，蒙古牛錄次之，漢軍牛錄再次之，包衣牛錄最低。包衣牛錄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存在，包衣理論上是奴籍，地位應該低于非奴籍的漢軍才對；但包衣又是旗主們的“家奴”，“上三旗”的包衣則是皇帝的“家奴”，正所謂“宰相家奴七品官”，從某種意義上講，包衣牛錄的實際地位有時候要高于漢軍牛錄。

旗籍可以變更嗎事實上，清朝的八旗在沒有形成定制之前，一直是在不斷變化的。最初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黑旗，后來演變?yōu)榱撕谄旌图t旗兩旗，繼而又擴編為黃、白、紅、藍四旗，最后才形成了八旗。在八旗制度形成之后，其內(nèi)部的旗份置換也一直存在，如分撥部分旗份之數(shù)給其他旗也是常有之事，整旗“易幟”的情況也是時有發(fā)生的。譬如，多爾袞在陷害豪格之后，就將豪格屬下的正藍旗收編于自己的麾下。不久，多爾袞將豪格的正藍旗與自己的正白旗混編為新的正白旗和鑲白旗。在多鐸去世后，他又將鑲白旗改為正藍旗。如此一來，原來分別隸屬于這三旗各牛錄的旗人，自然也都跟著改變了旗籍。

順治初年，清廷入駐中原之后，整旗“易幟”的情況不再出現(xiàn)。出于平衡各旗實力和人口的需要，各旗牛錄之間的置換還是時常發(fā)生的。譬如，某旗人口過多、實力過于強大，皇帝出于政治需要，往往將其中的部分牛錄劃撥給人口較少、實力較弱的旗籍，以保持各旗之間的總體平衡。既然所在牛錄被劃撥給了其他旗，隸屬這些牛錄的旗人自然也要改變旗籍。

抬旗和降旗除了旗份置換之外，改變旗籍的另一個途徑就是抬旗和降旗了。所謂抬旗，就是將旗份較低之人抬升為旗份較高之人。當然，能夠享有抬旗待遇的人并不多，主要是皇帝的外戚和功臣等。按照規(guī)定，皇后、皇貴妃母家外戚家族，如果隸屬地位較低的八旗牛錄，則可以抬入上三旗，并單獨編制為一個牛錄。譬如，嘉慶皇帝的生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本為正黃旗滿洲包衣出身。在成為令皇貴妃之后，乾隆皇帝下旨，將魏氏舉族出包衣、抬入鑲黃旗，并單獨編制為一個牛錄，改魏氏為魏佳氏。

除了外戚之外，對于一些立下汗馬功勞的旗下功臣，皇帝往往會通過抬旗以示籠絡(luò)。雍正皇帝就給功臣年羹堯和田文鏡抬旗，由“下五旗”漢軍抬入“上三旗”漢軍。乾隆皇帝也給名將阿桂由“下五旗”抬入了“上三旗”。除此之外，清代還出現(xiàn)過跨旗抬旗的情況，最有名的莫過于投降清廷的明末大將洪承疇?；侍珮O為了籠絡(luò)洪承疇，將其編入鑲黃旗的包衣牛錄。順治年間，為了照顧洪承疇的臉面，順治皇帝又將其由包衣牛錄改編為漢軍牛錄。

除了抬旗之外，也不乏降旗之事。據(jù)《清史稿》記載，不少在籍大臣，往往因觸犯刑罰，由“上三旗”降為“下五旗”，或是由隸屬滿洲牛錄降為隸屬蒙古牛錄、漢軍牛錄，甚至包衣牛錄等。在降旗的刑罰中，最嚴重的莫過于“出旗為民”。歷史上就發(fā)生過漢軍八旗出旗為民的情況。乾隆年間，因為八旗人口迅速增加，國家財政負擔旗人供養(yǎng)已經(jīng)比較吃力了。為了給八旗滿洲提供更多的兵額，以解決供給問題，朝廷不得不下令將部分八旗漢軍出旗為民，讓其自謀生路。不少駐扎各地的八旗兵中的漢軍，也不得不改入綠營。出旗為民，名義上是自愿行為，但實際上卻是一種強制性的舉措，毫無商量余地。